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經歷了四位最高領導人——瞿秋白、向忠發、博古、張聞天，他們的稱謂比較復雜。首先，正式的稱謂都不叫總書記，就連中共六大產生的最高領導人向忠發也是如此。其次，當時在實際工作中，向忠發、博古、張聞天，都曾被稱為總書記，這是一種習慣叫法，與中共第一位最高領導人陳獨秀的正式稱謂是總書記有關，與蘇共最高領導人的稱謂是總書記應該也有關系。再次，第六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選舉向忠發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這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共最高領導人的正式稱謂，但只有向忠發正式擔任過這一職務。為了說明上述情況，下面對瞿、向、博、張四位最高領導人的稱謂逐一進行考察。
■瞿秋白的稱謂■
瞿秋白是在大革命失敗后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的。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領導機構——臨時中央政治局，瞿秋白被推選成為主持臨時中央政治局工作的總負責人。8月9日，瞿秋白主持召開臨時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選舉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征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這是當時瞿秋白所擔任職務的正式稱謂。不僅在名義上，而且在實際工作中，瞿秋白都沒有被稱為總書記。
作為最高領導人，瞿秋白為什么沒有被稱為總書記？這應該與瞿秋白擔任最高領導人的“臨時性”和“過渡性”有關。八七會議不是一次中央全會，它選舉產生的臨時中央政治局是一個臨時性和過渡性的中央領導機構。臨時中央政治局除了負有領導全黨開創中國革命新局面的重任，還有一項重要使命，就是準備召開六大，選舉正式的中央領導機構和領導人。李維漢回憶說：“在八七會議時，臨時中央政治局已規定在六個月內召開六大?！?/span>1927年11月，臨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關于第六次全黨代表大會之決議》，決定“第六次全黨代表大會于1928年3月初至3月半之間召集”。雖然后來六大延至1928年6月才召開，但臨時中央政治局存在的時間也不到一年。它雖然在大革命失敗的危急關頭承擔起了領導全黨工作的重任，對于開創中國革命新局面作出了貢獻，但也犯下了“左”傾盲動主義錯誤，給黨的工作造成了損失。對此，主持臨時中央政治局工作的瞿秋白是負有責任的。這些情況使得瞿秋白擔任最高領導人具有“臨時性”和“過渡性”。六大召開后，隨著新的中央領導機構和新的最高領導人的產生，瞿秋白作為最高領導人的使命也告結束。在歷任中共最高領導人中，瞿秋白的任職時間是最短的?！芭R時性”和“過渡性”，使得瞿秋白還沒有來得及獲得總書記的名義就下臺了。
■向忠發的稱謂■
向忠發是1928年7月召開的第六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產生的中共最高領導人。雖然他后來因失節叛變而臭名昭著，但為尊重歷史，對他的稱謂仍有考證的必要?，F在的黨史論著中，一般都把他稱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在當時的實際工作中，中共黨內乃至共產國際對他也是以總書記相稱。如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過了“左”傾盲動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決議案后，共產國際遠東局提出批評：“周恩來、瞿秋白正在莫斯科和國際執委會討論中國問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在病中，僅僅根據一個工作人員的報告便作出決議，將來發生不同意見如何辦？”共產國際遠東局在這里所說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便是指向忠發，他和周恩來、瞿秋白當時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重要成員。193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在討論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主席人選時，有人曾提議：主席由總書記向忠發擔任，毛澤東、項英為副主席?？梢?，當時中共黨內也是把向忠發稱為總書記的。
然而，向忠發在中共六大后成為最高領導人時，他的正式稱謂并不是總書記，而是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中共設立總書記的職位，是從1925年1月召開的四大開始的。四大制定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修正章程》規定：“中央執行委員會須互推總書記一人總理全國黨務”。1927年4月底至5月初召開的中共五大，仍然設立了總書記的職位。這次大會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其中規定：“中央委員會，選舉正式中央委員一人為總書記及中央正式委員若干人組織中央政治局，指導全國一切政治工作”。四大和五大，陳獨秀都被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由于陳獨秀作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的地位和非同一般的影響，自此總書記的稱謂便同中共最高領導人畫上了等號，成了中共最高領導人的代名詞。但是，1928年6月至7月召開的中共六大，并沒有繼續設立總書記的職位。六大制定的《中國共產黨黨章》只規定由中央委員會選出政治局和常務委員會，撤銷了此前黨章關于設立總書記的規定。第六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會議選舉向忠發擔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這是他作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的正式稱謂。但由于歷史的慣性和陳獨秀曾較長時期擔任這一職務的影響，不管是當時還是現在，人們在提到向忠發的職務時，一般仍以總書記相稱。這又分兩種情況：一種是把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與總書記畫等號，認為前者相當于后者；一種則可能是根本沒有注意到六大不設立總書記職位，向忠發的正式稱謂是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這種情況，想當然地以為中共六大后向忠發擔任中央總書記。
中共六大以后，向忠發的正式稱謂有沒有從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改變為總書記呢？有一種看法認為六屆四中全會“決定將中央政治局主席改為總書記”，“向忠發仍任總書記”。但事實上，周恩來、任弼時、陳云、王明是參加過六屆四中全會的重要領導人，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周恩來年譜（1898—1949）》《任弼時年譜》《陳云年譜》中，以及在郭德宏編的《王明年譜》中，在寫到六屆四中全會時，均無將“主席”改為“總書記”的記載。迄今所出版的重要黨史著作和教材中，也均沒有六屆四中全會將“主席”改為“總書記”的記載。王健英著的《中共中央機關歷史演變考實（1921—1949）》認為，六屆四中全會后，“中央政治局及常務委員會主席仍是向忠發”。李維漢是六屆四中全會的親歷者，他在《六屆四中全會前后》一文中說：“向忠發名義上雖然繼續擔任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主席，但實際上由王明等人獨攬中央領導大權?！敝泄仓醒胛墨I研究室編寫的《任弼時傳》有兩次提到向忠發被捕叛變，都沒有稱其為總書記，一次是將其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一次是將其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關于六屆四中全會后向忠發的任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寫道，六屆四中全會后，“1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政治局成員分工和中央常委人選等問題，決定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委員，常委會主席仍由向忠發擔任”。上述材料都能夠說明六屆四中全會后向忠發的正式稱謂沒有由“主席”改為“總書記”。
因此，向忠發從1928年7月成為最高領導人，到1931年6月被捕叛變，他的正式稱謂始終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但在當時的實際工作中，中共黨內和共產國際習慣上將其稱為總書記。這也不是從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才開始的，而是之前就已經這樣稱呼他了。
